记者：从今年的服贸发展情况看，“十四五”期间，中国服贸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将有哪些新的行业增长点值得期待?

李俊：从前三个季度看，服务贸易增长较快的领域包括：

在数字服务领域，新冠肺炎疫情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社交媒体等快速发展。例如，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快推动云服务需求增长。据高德纳(Gartner)分析，以IaaS、PaaS和SaaS为代表的全球云计算市场预计未来几年平均增长率在18%左右。疫情也加快了传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进程。例如，疫情加速旅行、物流运输等传统服务领域数字化、智慧化发展。在旅游方面，通过数字科技、5G和VR等技术创新提供“非接触”旅游产品和服务，网络虚拟景区、“旅游+直播”、智能地图等“云旅游”项目不断涌现，带动智慧旅游发展。这些领域的行业发展都值得企业加大力度开拓。

在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疫情发生以来，生产性服务贸易地位大幅提升。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越发突显，服务于货物贸易和生产制造的物流运输、金融、知识产权、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贸易地位上升。据统计，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至近80%。可以预见，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紧密结合的领域也将是未来值得期待的重要增长点。

赵福军：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将面临以下机遇：

一是数字化加速发展的机遇。数字化快速发展既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也提升了服务贸易的便利性。“十四五”时期，数字化将继续快速发展，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二是服务经济加速发展的机遇。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服务化发展，以及居民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升级，“十四五”时期，服务经济将快速发展。未来，中国将可能从制造大国迈向服务大国。服务经济加速发展将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是绿色发展的机遇。中国正在推进2030年碳达峰行动，将绿色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也为节能降碳、环境保护等技术和服务贸易、绿色技术合作带来了机遇。

“十四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要抢抓数字化、服务化和绿色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与此同时，要不断建立和完善数字服务贸易、绿色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和促进体系，提升数字服务贸易、绿色服务贸易发展能力，加快探索相关经贸规则，打造更多的数字服务贸易、绿色服务贸易发展平台。

郑伟：从前三季度发展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最值得期待。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升级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在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提高。相信在“十四五”时期，以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高端服务出口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中国数字产业发展迅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为数字产业提供了发展的沃土。“十四五”时期，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数据信息等数字产业将成为发展亮点，持续助推中国数字贸易快速增长。

记者：“十四五”时期中国服贸发展面临哪些困难?应从哪些方面着力提升?

李俊：服务贸易发展是系统工程，《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仍会面临不少困难。一是由于涉及领域广、部门多，《规划》在实施中可能面临部门协调、政策联动不足的问题。因此，要特别注重服务产业政策、开放政策与服务贸易政策的协调联动，包括把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自贸港建设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协同起来一体谋划。二是服务贸易的标准、规则、人才、资金等基础性要素的支撑不足。这需要相关方面加强基础配套，为服务贸易发展营造良好配套环境和制度。三是服务贸易统计与考核评价标准不能满足发展需求。这就要求创新服务贸易的考核评价方法，可考虑采用服务产业、跨境服务贸易、服务业投资等人均和结构性指标来综合评价。

赵福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已取得较大成绩，尤其是经过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三轮试点，形成并完善了包括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促进和发展着力点等框架体系。“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着力点是，围绕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大力度探索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将全国各地资源、人文、气候、环境、地理等相关禀赋优势打造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金山银山;将中国生产制造优势打造成为服务贸易发展优势;将传统服务贸易发展优势打造成为新兴服务贸易发展优势。因此，建议“十四五”时期，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着力在支持各地探索体现禀赋优势的服务贸易发展模式。

郑伟：在发展挑战方面，第一，开放程度有待提升。尽管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但涉及金融、电信、跨境数据流动等敏感领域的开放潜力仍然很大。商务主管部门可在现有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基础上研究出台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使管理条线更加清晰，更利于扩大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

第二，进出口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由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起步较晚，国际竞争力较弱，服务出口显著低于进口。因此，在政策层面，一方面，应加强现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给予更多政策支持，推动优势服务产业出口。同时，培育服务出口新优势，打造服务出口新增长点;另一方面，加大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的支持力度，提升中国服务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级，推动高附加值服务出口。

第三，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加强。服务贸易所涉领域较广，加之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服务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给开放后的监管工作带来很多挑战。因此，一方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敏感领域，如数字贸易，应进行精准预判和评估，为日后的监管工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对选择开放的敏感部门，应加强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建立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领域职能部门纵横联动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一旦发现重大风险，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控，做到“放得开，管得住”。

记者：作为《规划》中的重要内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将对中国服贸发展产生哪些积极影响?

郑伟：今年7月，中国正式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版《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这是中国继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后又一重大制度性开放举措，为全国跨境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先行先试积累了经验。

《规划》提出，要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体现了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信心和决心，也是中国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全面扩大开放可谓意义重大。

一是有利于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全国范围对跨境服务贸易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明确跨境服务贸易的开放范围，将极大促进跨境交付项下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便于中国快速对接国际产业发展新趋势，助力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

二是有利于以开放促发展。通过出台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更大范围放宽市场准入和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境外服务提供者进入服务业领域，在引领本土服务业快速发展并转型升级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给国内服务供应商带来竞争和创新驱动力。

三是有利于共建国际经贸新规则。当前，跨境服务贸易项下的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的焦点。为了更好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引领新一轮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国有必要在更大范围探索跨境服务贸易扩大开放新模式，以利于在国际规则谈判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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