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影响，全球供应链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阶段步入重构阶段。

以往跨国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全球性分工协作体系，已很难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未来，建立供应链弹性将成为跨国企业的优先目标，政治因素将在涉及国民经济安全的关键产业供应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助理胡大剑日前在2021山东省供应链管理年会上指出，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转换需要打破路径依赖，积极开拓创新，要抓住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创新发展数字供应链，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全球供应链分工协作体系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当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主要体现在价值重构、格局重构、模式重构三个方面。

在价值重构方面，供应链中断风险显著提高，供应链弹性成为核心价值。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指出，供应链中断可能会使企业损失近一半的年利润，跨国企业普遍认为供应链中断是企业面临的仅次于疫情的重大风险，持这一观点的企业比例从2021年年初的16%上升至28%。过往企业对供应链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成本和效率上，但疫情和贸易战已经证明供应链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后疫情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就格局重构而言，贸易壁垒显著提高，政治因素持续推动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全球贸易预警报告称，2020年前十个月，世界各国共实施了2031项影响国际贸易的政策干预措施，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74%，比2015-2017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47%。这些干预措施中有3/4限制了跨境贸易，包括限制医疗用品、设备和药品的出口。美国拜登政府于2021年2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使用的高容量电池、稀土矿物和药品四个关键产业供应链进行全国审查,以进一步强化美国的供应链安全，不少其他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在模式重构方面，全球市场的碎片化颠覆了全球分工和大规模制造中心的传统供应链模式。全球统一市场将被贸易壁垒分割成为很多相对独立的局部市场。碎片化的市场大幅限制了企业拥有的潜在供给和需求，通过大规模加工制造来生产全球性商品的传统模式面临效率下滑的风险。这也导致了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供应链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马来西亚等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难以适应全球市场碎片化的新环境。

胡大剑同时指出，要关注当前全球供应链在重构阶段所呈现的三个主要趋势。

一是数字化。疫情创造了大量非接触的应用场景，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全球市场的碎片化也对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数字化转型才能使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二是本地化。将生产转移到更靠近商品销售地点的地方是跨国企业应对供应链中断最直接的办法。疫情还促使政策制定者重视对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技术的供应链分布。如拜登政府在今年年初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每年投资数千亿美元优先采购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和服务。全球供应链将经历本地化浪潮。麦肯锡预测，未来5年内全球货物贸易的15%至25%会转移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三是区域化。区域性经济体早在全球化之前就存在，当疫情和大国战略博弈对世界贸易带来重大挑战时，区域性贸易关系也在加速重塑全球供应链。2020年年底，东盟十国和中国等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启动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同一时间，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宣布了弹性供应链计划，以解决“在印太地区对供应链弹性进行区域合作的迫切需求”，促使富士康、三星和苹果等跨国公司将部分供应链转移至印度。区域性经济体将重新分割全球市场，形成犬牙交错的世界贸易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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