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各类境外合作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有的国家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丰富的土地资源等要素，有的国家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的国家靠近国际和地区运输枢纽，有的国家发展农业条件得天独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资源整合能力，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资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国地位，工业化进程缓慢。而中国在特殊经济区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由中国各类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已形成加工制造、农业开发、资源深加工、商贸物流等多种类型的合作区模式。

“通过共建经贸合作区，中国扩大了与合作区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投资规模，深化了双边产能合作，推进了东道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投资促进部主任盛国飞表示，借助境外合作区的本地化生产经营服务，中国企业进一步优化了产业链全球布局。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落实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园区是发展工业的重要基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主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其有效地促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载体作用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盛国飞表示，以非洲为例，非盟《2063议程》提出，力争2063年非洲制造业在GDP占比达50%以上，吸纳5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当前，许多非洲国家已经把建设工业园区作为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抓手，南非、肯尼亚、塞内加尔等国相继制定了《工业园区发展规划》，并出台了相应法规和政策。

“在我们收集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数据库中，工业类园区占比接近五成，其中在非洲的境外园区数量达26个，占比近25%。这些加工制造类园区充分利用东道国人力、土地、政策等有利条件并加以整合，实现制成品产出和对外出口，提升了东道国就业率和工业化水平。”盛国飞表示，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目前该园区已入驻企业120家，主要涉及建材、鞋帽、纺织服装、汽车组装和金属加工等行业，协议投资9亿美元，实际投资6.8亿美元，总产值15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总额1.2亿美元，为东道国解决就业18000人。与此同时，工业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当地学校、孤儿院等提供捐助和善款，工业园尚未开发土地部分暂时让农民种植，免费提供工程机械以协助园区周边地区开展水利和工程建设等，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欢迎和认可。

作为双向经贸合作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还做到了立足当地与反哺国内并举，通过将原材料、半成品和资源回运反哺国内。据盛国飞介绍，江苏-新阳嘎农工贸现代产业园位于坦桑尼亚西北部的新阳嘎省，园区可直接获得产业链源头的原材料。入住园区的纺纱公司将棉纱全部回运国内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中高档针织、梭织面料，产品以优良稳定的品质赢得了用户赞誉，在江浙纺织市场拥有一批忠实客户。

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够有效降低“走出去”企业因对东道国国情政策等不熟悉而遭遇风险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可为海外经验不足、综合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一站式的园区服务。

例如，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积极探索创新境外合作区建设路径，借助“以展会友”将自身定位为公共服务供应商，通过企业海外仓和跨境电商海外仓双仓联动和以中欧班列、海铁联运、航空货运组成的陆海空丝路立体式物流网络，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海外仓+干线物流服务运营模式，搭建起中国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的平台。

再如吉布提国际自贸区，通过构建“一个平台、四个模块”的线上线下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管家式服务，实现园区客户政务、关务、公共服务等一站式操作，并携手战略伙伴打造“非洲门户”;入驻该园区的一家中国手机制造企业，通过将海外仓设在吉布提自贸区，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近400万美元。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由中国境内主体参与的投资项目，除了发挥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平台优势，促进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外，还必须为投资方提供切实的收益作为回报。”盛国飞强调，目前境外合作区投资运营方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土地(厂房、仓库)出售(出租)收入，为入区企业提供服务收入和销售水、电、气收入等，园区上市和参股入园企业获得资本收益的情况较少，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境外园区投资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效益不佳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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