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场任务艰巨的世纪大考。要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能源转型发展如何精准地服务碳达峰这一目标以及地方在迈向碳达峰过程中的具体实践路径仍值得探讨。

日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国是论坛上表示，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

在朱民看来，让这一巨大变化实现的重要抓手是科技。技术发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资。朱民介绍，据估算，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也会引起全面的经济变化。

“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和生活方式变化，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结构变化，更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再造。”朱民表示，碳中和一定会推进更新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政策。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国民财富一般有不同的构成比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国民财富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构成，比如房子、机器、汽车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这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在同步变化的，是未来的趋势。

换言之，在未来的40年里，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国民财富会发生变化，即要求自然资本的存量、增量都要有显著增长。

“我们的投资会越来越多地流向自然资本这个领域。”邹骥说。

邹骥认为，若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应尽可能将“碳达峰”的日期提前，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全国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确定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其次，基础设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同时解决中央地方激励相容问题，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统一，精细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最后，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要适应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基于市场的财政激励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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