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多地调查发现，国内生猪大量从国外引进种质资源，生猪市场重引进、轻选育，已陷入“引种—退化—引种”的恶性循环，正遭遇“卡脖子”风险。同时，由于保护力度不够，我国部分本土品种面临濒危。受访人士呼吁，加快本土种猪种质资源的创新创制，摆脱长期依靠国外引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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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以上从国外引种扩繁

我国生猪产业的“芯片”——种质资源，约有九成以上从国外引种扩繁，部分养殖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养殖的猪多是引种扩繁后的外三元猪。部分生猪育种者和生猪生产者受高生长速率、高瘦肉率等指标为主的需求导向影响，长期依赖国外引种。

安徽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庆岗介绍，我国生猪养殖业主要引进的外来品种有巴克夏、皮特兰、汉普夏等6个品种，其中，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3个品种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

皖北地区是重要的生猪养殖区域，不少县(市、区)是生猪调出大县。据皖北一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介绍，该市生猪每年出栏量约500万头，其中98%为外三元猪。“过去为了解决够吃的问题，推广‘三化养猪’，即品种优良外来化、母猪地方化、商品猪杂交化，主管部门还给补贴。”他说，后来养殖户尝到了养外三元猪的甜头，就不愿意养本土猪了，地方本土种猪已很难再看到。

一位业内专家说，受非洲猪瘟叠加效益需求的影响，全国种猪核心群较非洲猪瘟前下降30%左右。皖南黑猪是皖南地区本土品种，非洲猪瘟传入后，散养户因无防护措施，纷纷退出养殖，保种企业也面临非洲猪瘟威胁，一些保种场的种猪死亡或遭扑杀，保种形势较过去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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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一些本土种猪濒临灭绝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我国生猪行业高性能品种依靠进口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重引进、轻选育——愿意下力气做选育的企业少，有的企业甚至为了套取补贴设立保种场。由于本土种猪品种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存在保种经费少、专业知识缺乏、遗传资源开发不足等难题，一些本土猪品种已面临灭绝危险。

重引进、轻选育，生猪产业陷入“引种—退化—引种”的恶性循环。虽然一些企业已建立本土种猪核心场，但不少种猪场仍然不断从国外引种，成为国外种猪企业的扩繁基地，而没有进行持续有效的选育。“控制养殖业主要在于控种。”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宏权说，如果不进行选育，生猪各方面的性能都会逐渐退化，一般3年左右企业会再去引种，生猪企业逐渐陷入恶性循环。

保护力度不够，部分本土品种濒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负责人说，本土猪种生长周期慢、脂肪高、瘦肉率低，而引种之后育出的生猪瘦肉率高、饲料的吸收率高、生长周期快，可二者价格上差距不明显，一些本土品种逐渐被市场放弃。

根据原农业部发布的《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在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濒危品种列表中，37个猪品种处于濒危、濒临灭绝或灭绝状态，其中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的猪已经灭绝，岔路黑猪、碧湖猪等5个品种濒临灭绝。

此外，保种是为了保存该品种的基因库，目前保种场以活体保存为主，没有建立起有效家系的保种，没有开展保种群的身份登记和识别系统建设。“仔猪有清楚的谱系很重要，没有谱系等于杂乱无章地自由交配，失去了保种的意义。”陈宏权说，这与良种联合攻关脱节有较大关系，科研院所搞论文搞项目，一些成果在铁皮柜里没有及时转化，而保种场的应用研究缺乏人才技术支撑，本土品种的遗传资源开发存在一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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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本土种猪遗传资源的基础研究

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生猪养殖业依赖国外引种一定程度上威胁我国畜禽种质资源安全。为此，要培育中国特色的种猪种质资源，摆脱长期依靠国外引种的局面。

天邦研究院养猪效率研究所所长吴卫东认为，要在引进国外种猪的同时构建国外种猪的育种机制，做好引种之后的选育工作。同时，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沉下心，加大本土种猪遗传资源的基础研究，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种猪种质资源。

上海市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德福表示，目前国内大部分本土种猪采用活体保存的方法，维持成本高，风险大，难以规避外来疫病的威胁，今后可探索以活体原位保种为主、静态冷冻保存为辅的保种思路，构建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相配套的资源保护体系。

适当放宽新品种审定，在保种中促进开发、在开发中促进保种。陈宏权表示，国家对畜禽新品种的审定较严，目前保种场的规模很难实现新品种(新品系、配套系)的审定，建议相关部门放宽对畜禽新品系的审定，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沉下心，完善本土种猪种质资源的技术储备，加大本土种猪遗传资源的基础研究，培育适应市场需求、饲养效益较高的新品种、新品系或配套系。

完善本土种质资源的保种绩效管理、利益分享和联合协作资源保护机制。张德福、李庆岗建议，由国家和省级政府立项支持本土种猪种质资源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制定本土种猪种质资源的种质评价标准，建立遗传图谱标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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