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偏高是看病贵的重要原因，既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又因为增加居民负担制约了国内消费。但药价高的主要原因并非生产成本，而是在营销及中间成本上，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相关政策频出，备受关注。

日前，国家医保局在一份公开答复中称，青海省、浙江金华、河南濮阳等地已针对部分需求大、金额高的中成药品种开展了集采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完善中成药及配方颗粒质量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科学稳妥推进中成药及配方颗粒集中采购改革。原则是坚持质量优先，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从价高量大的品种入手。

有统计显示，目前中成药约占临床用药20%左右，此次药品集采进入中成药领域，有望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事实上，国家药品集采从2018年底在11个城市试点，2019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到今年6月23日第五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在上海如期开标，已成为常态化机制。据统计，截至2020年，总节约费用超过了1000亿元，极大地挤掉了多年来虚高的药价“水分”。而今年6月集采，62种拟采购药品有61个采购成功，平均降价56%，金额高达550亿元，从数量到采购金额，都创下了历次集采新高。

国家集采目的是挤掉药价中的“水分”，毫无疑问，药价中占比最高的是营销成本。集采之前，营销成本药价占比整体达到了60%以上，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A股284家上市药企的销售费用分别约为1380.93亿元、1819.2亿元、2433.44亿元，其中2018年销售费用超过60亿元的公司就有五家。相比之下，这284家药企2018年的研发费用仅为332.66亿元，平均每家约1.17亿元。

挤掉销售费用等“水分”是集采的初衷。从效果来看，不仅实现了相应药品大幅降价，患者得实惠;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倒逼药企尽快走出舒适区，促使其实现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创新药和临床必需药品的研发能力。长期以来，药企销售费用居高不下、研发投入不足可以说是行业通病，如今随着集采越来越科学和常态化，药企的竞争和重心逐渐从营销转移到研发。

因此，作为既定政策，集采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期达到挤出药品营销成本“水分”、降低药价的效果。所幸的是，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旨在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引导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并从覆盖范围、采购规则、保障措施、配套政策、运行机制、组织保障六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最近又将集采领域进一步扩大到中成药，足见国家层面推动集采的决心之大。

除了国家层面以集采方式挤掉高药价的“水分”外，药企自身也要相向而行。近日，有报道称某知名药企发内部通知，全国只保留100余家财务合规代理商，其余的停止发货，并解散代理部。据业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大约有几十万人，游走于行业中，不属于厂家、不算医药代表、挂靠商业公司，和每个环节都有联系，即为个人代理商(亦称自然人、大包商)，这些人大多游走在药企和医院之间，通过代理形式赚取差价，部分药品差价甚至占药价一半以上，中间成本极高。药企在集采的背景下自我“瘦身”，既有利于节省成本，也能更有竞争力地参与集采，并将重心转向研发领域。这一模式诞生于集采背景之下，值得广大药企效仿。

可以说，高药价背后是营销、中间成本等“水分”过大，从医保局、医院到药企，都应该致力于挤掉“水分”，前者目的是减轻居民负担，药企则为适应新的规则并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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