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受限于户籍制度和紧缺的公办教育资源，一些随迁子女无法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他们中相当一部分离城不回乡，转而迁徙到超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就近入学。这种新的流动形式，正在随着新型城镇化下中小城市相对宽松的落户政策与面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产业的兴起而得以发展。专家认为，再迁儿童这种教育新模式带来了新的区域发展路径的可能性。同时呼吁，流入地要提升对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

对于家住北京的12岁女孩小雅来说，最熟悉的一趟火车是能开往家乡安徽怀宁的K1071。每个月初休完月假，她都要乘坐该次列车，目的地却并非故乡，而是求学的地方——衡水。尽管没有父母陪伴，3个小时的车程她也并不寂寞，同车的往往有四五百名在这座小城就读的孩子。

这些每月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和周边城市的孩子，被称为再迁儿童。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受限于户籍制度和紧缺的公办教育资源，一些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无法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他们中相当一部分离城不回乡，转而迁徙到超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就近入学。这种新的流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经济实力和教育意愿的提升，正在随着新型城镇化下中小城市相对宽松的落户政策与面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产业的兴起而得以发展。

“比让孩子当留守儿童强得多”

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这段距离对小雅一家来说，既近且远。“一家人一个月能团聚几天，已经很不错了，比让孩子回老家当留守儿童强得多。不过，孩子这么小就住寄宿学校，做家长的也很心疼。”接受采访时，小雅的妈妈不时向记者展示小雅在学校的生活照片，“您看这孩子多棒，衣服自己会洗，小辫都能梳得整整齐齐。”

小雅的父母在北京西四环一个农贸市场摆摊卖菜十余年，小有积蓄。小雅顺利地在北京读了三年双语幼儿园，然而，到了该上小学时一家人却犯了难，小雅父母没有北京房产，其灵活就业的身份也没有缴纳社保，没有公办学校的入学资格。反复权衡之后，他们决定送孩子去衡水读民办学校，为此付出的是上学一年两万元左右的花费，一家人一个月才有几日的团聚。

在这个农贸市场，有五六家摊主的孩子都在北京周边读中小学。做水果生意的王学军是小雅爸爸佩服的那种“有眼光的人”，他在河北出台限制购房落户政策之前就在涿州买了房子，孩子得以就读那里的公立学校;有几位没有购置房产的家庭的孩子，则是像小雅一样选择民办学校。

近些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实施人口疏解政策，接收流动儿童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锐减。与此同时，没有本地户籍的孩子读公立学校的条件要求日益严格，很多适龄流动儿童被挡在公立学校的门槛之外。以北京为例，2013年，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非京籍学生人数为47.31万，2018年只有34.26万。

除了让孩子回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还会有什么样的抉择?随着农民工群体经济实力和教育意愿的提升，不少人做出和小雅一家同样的决定：离城不回乡，在流入地周边城市就近读书。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对记者讲道：“到其他城市的再迁儿童，他们兼具着流动和留守的双重身份。”

“环城市教育带”在兴起

能够像王学军一样落户涿州等中小城市的毕竟是少数，随着北京周边地区先后出台了限制购房落户政策，在这些地方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抬高，催生了一批专门面向再迁儿童的民办寄宿制学校，也带动了相应民办教育产业的发展。

近日，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涿州经雅(化名)学校招生情况，招生负责人热情地介绍，学校一学期收费8500元，寄宿制学校对于学生要求严格，两周休息一次。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该负责人还介绍：“学生在这里读书，只要有涿州居住证，就能直接参加中考和高考。”

衡水明光(化名)学校招生人员则对记者表示，学校每月休四天假，管理严格。至于将来高考，只要把孩子户口落在当地派出所集体户上就可以。

如今，在北京周边已经形成了以河北的燕郊、涿州、霸州、廊坊甚至更远一些的衡水为中心的“环城市教育带”。这些地方民办中小学招生简章中，基本都明确标明“不限户籍”，有的还会特别强调“专为来京务工子女解决上学难而承办”。多数民校像经雅学校一样实行封闭式寄宿制管理，校方不仅承担教育责任，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监管角色。如在一些学校，学生只要出门感应器就会发送短信到父母手机;小雅所在的学校，往返车票都是学校老师负责购买，还有学校提供专车接送，为学生“回北京”及“回河北”提供交通支持。

韩嘉玲带领的研究团队对“环城市教育带”调研发现，全日制住宿服务、入学门槛低、就读灵活，这些民办教育机构通过服务无法在北京继续就学的流动儿童而得到快速发展。虽然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以及就读成本上，与北京学校、当地公立学校相比有所差距，但也的确为流动人口子女的就读提供了备用选择。

应探索新型社会政策的可能性

“宁可加大投入，也要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小雅爸爸道出了不少送孩子到北京周边城市上学的农民工家长的初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告诉记者，正是看到了这种随迁儿童离城不返乡、就近城镇化的社会需求，市场自发、主动形成了一条满足需求的供应链，也许这个供应链还没有太规范化，但是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

杨团认为：“一个区域能够以教育、医疗、城乡融合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带动区域向上攀升，让社会的发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实际上这种攀升也是可以带动经济的。”再迁儿童这种教育新模式带来了新的区域发展路径的可能性，应该就此进行深入调查，以探讨和当地政府共同开发新型社会政策的可能性。

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市场化教育产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儿童城市间流动带来的照顾、居住、教育上的需求，但是就近城镇化的民办教育也给流动儿童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记者咨询多所北京周边民办学校获悉，这些学校的收费基本在8000元~1.2万元不等。

韩嘉玲认为，原应由国家所承担的、具有兜底性质的公共教育服务提供，如今转为个体向市场购买。这给农民工家庭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加剧了农民工家庭在大城市生活的脆弱性。“应该对教育产业化保持警惕，流动儿童应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因为其流动而不得不承担过重的经济负担。”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该如何解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专家呼吁，流入地要有对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与担当，扩大学位供给，简化入学程序，同时，加强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更精准地提升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在实践中，还有一些城市采取了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的办法。如深圳市政府2019年购买了30万个学位，比前一年增加了9万个学位。

韩嘉玲认为，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虽很难一蹴而就，但势在必行。期待未来，流动人口家庭可以在其流入地充分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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