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世界经济正面临挑战，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12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从7月份的6.0%下调0.1个百分点;而挑战之源，不仅仅有迫在眉睫的疫情、通货膨胀冲击、能源危机压力，更有覆盖经贸、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之所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因为国际贸易生存、发展于其中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不仅多年停滞不前，而且面临被撕裂的潜在风险，而企图撕裂这一体系的主力，恰恰来自昔日主导建立这个体系的国家。

之所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因为当前国际经贸赖以运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巨变压力正在快速积累。经历了核心货币国家一轮又一轮非常规财政货币政策，超出一切他们曾经自我标榜的纪律底线，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变局究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金本位覆亡?

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社会，都需要自由贸易体系;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发展史，在相当程度上可谓一部全球贸易体系形成与发展史。提高效率需要分工，分工发展促进贸易，正是这一基本原理，决定了二战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快于GDP增长的总体特征。而自由贸易体系在大国国内不负责任的政治浪潮中又常常是脆弱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爆，到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机的杀伤力和传染性急剧放大，到1929-1933年大危机最终促成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极端贸易保护主义都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29年，正值源于华尔街投机狂热的金融危机阴风凄凄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触发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

抚今追昔，目睹全球经济长周期步入低增长、高波动阶段，目睹“反全球化”呼声的高涨之际，我们需要避免世界经济重蹈覆辙，需要中国承担起自由贸易旗手的职责。中国这些年的行动，特别是服务贸易领域的扩大开放，也让世人看到了慨然应承自由贸易旗手职责的魄力。虽然中国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出口大国，拥有巨额货物贸易顺差已经连续近30年，但在服务贸易领域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2020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515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453亿美元。在存在巨额逆差的服务贸易领域宣布进一步扩大开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中国身体力行自由贸易的满满诚意。

仅在今年年内，我们已经看到了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宣布的一系列扩大开放、促进发展的措施，相信第130届广交会及下个月将要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会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喜。

身体力行的自由贸易旗手为什么应当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实力，因为美国对其责任的背弃，因为各国体制不同所决定的行动能力差异。

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连续多年数一数二的进出口贸易大国，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分别约为13.2%、14.5%、12%，同比分别提升0.8、0.9和0.8个百分点，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越发巩固。正是这一实力，奠定了中国担任自由贸易旗手的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这个老牌自由贸易旗手近10年来日益偏离自由贸易的方向，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彻底改弦易辙回归正途的希望。无须否认，美国是二战之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首倡者和主导者，今天也仍然保持着对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演变最强大的影响力。但近10年来，山姆大叔运用这一影响力所做的不是全力以赴推进广覆盖、非歧视、无差异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不是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而是拖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后腿，推进排挤其他主要贸易大国的区域经济小集团，直至在特朗普任内向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发起创纪录的贸易战。

拜登政府正式就任接近9个月，不但没有顺应美国内外广大商界期望取消特朗普时代对中国货物额外加征的关税，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国的各色制裁、限制措施，令美国内外商界大失所望。即使到了美国通货膨胀压力飙升、对美国消费者损害与压力已经非常显著的今天，在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0月4日发表的《美中贸易关系新方针》演讲中，也没有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只是宣称会“启动关税排除程序”，同时坚称会继续将一些纯属捏造、恶意满满、损人损己的政治话题塞进经贸事务之中。至于对本国经济社会政策、体制失误的反思，仍然付诸阙如。

从更大背景上看，刚刚经历了狼狈、混乱，在美国海外征战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的败走阿富汗，拜登政府的混乱、低效暴露无遗，威信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在国内和盟友中遭遇群起而攻之，对特朗普贸易战路线全面拨乱反正的能力、意愿进一步削弱。

全球经济贸易期待美国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可能坐等美国;既然美国在此阶段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愿担任自由贸易旗手，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顺差大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责无旁贷。

担任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亦是维护和发展中国自身利益的客观需求。因为中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的恶性循环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

同时，作为一个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不公正性体会日益痛切的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作为一个不能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力图主动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家，我们本来就还需要站上更高的层次，审视由此而凸显的国际经贸规则问题;正值山姆大叔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越来越不乐意之际，无论是于本国国家利益还是于国际社会利益，中国都需要高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至少，在当前这一时期担当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

中国之所以需要出任自由贸易旗手，还要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当前这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高涨的时期，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作用。

各国民间都存在强弱不等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中、美、欧、日、俄皆不例外;是否将民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转为政府的实际行动，这是政府(这里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部门)的决策;而在同等民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是否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取决于该国政治体制赋予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游说能力、政治决策者本人对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以及该国“玩弄”国际规则的能力。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

须知，由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演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尤甚，他们更有能力“玩弄”以世贸组织规则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在纸面上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行保护主义之实，以至于2009年次贷危机高潮期间美国在经济刺激法案中塞进“购买美国货”条款，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却不得不捏着鼻子认可这项条款未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这种能力将激励他们诉诸保护主义手段的道德风险。印度等视中国为经济发展最大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引进了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致使他们的贸易政策决策常常显得冲动多而冷静通盘考虑少，将意愿当作现实，对中国的“瑜亮情结”更时刻都在干扰印度等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与上述国家相反，中国政体更有利于强有力的决策者排除干扰，克服一时短期利益诱惑而去追求长期利益目标。

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之所以需要中国担当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旗手美国已经深陷过度干预外部事务和过度透支国力的泥潭，美国需要适度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固本培元，保养国力。在特朗普的执政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这种一以贯之的理念;在拜登政府的行为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倾向。问题是这种调整有利于美国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时期内压缩美国左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也无法与贸易保护主义截然区分开来。在这种传统自由贸易旗手出现一定程度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需要另一个国家至少在当前这个时期内出演自由贸易旗手;当是之时，环顾全球，论德论力，舍中国其谁?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贸易业界人士已经将中国视为当今自由贸易的旗手。中国坚守自己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为各国客商不断改善商业环境，以自由贸易自律，也希望与贸易伙伴共勉。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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