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重点。其中，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被列为重要抓手。

数字经济方兴未艾，中国应如何加快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如何破除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阻碍?如何让中小企业、乡村振兴更多受益于数字化转型?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因业施策 精准监管

围绕数字经济，政府工作报告谋篇良多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是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经济结构重塑、竞争格局改变的关键力量，是国际经济竞争合作的新高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也已出台，数字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巩固和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大局看，我们必须抢占国际新高地和制高点，着力破解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阻碍。”

对此，张占斌在《关于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制高点的提案》中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加强舆论引导，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思想基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理论研究和社会舆论正面引导，了解国家惩治的是互联网巨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非平台经济，更不是整个数字经济领域。

“我们不应对‘数字’望而止步，而应引导各领域加强数字融合、加大研发投入、强化自主创新，制定数据参与分配的配套政策，鼓励建立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百花齐放的多样性、差异化的经济生态，建立兼顾大、中、小实体企业及平台从业者利益的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实现行业平衡、有序竞争，发挥数字技术在服务传统产业升级与改善民生领域的强大优势。”张占斌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也提到，随着平台经济发展，许多不同类型的平台应运而生，其中深度参与生产环节的实体型平台日益增多，但对于不同性质、功能、商业模式平台的监管，目前尚未有所区分，无法体现因业施策、区别指导、精准监管的效果。因此，科学、合理、全面且带有区别性地进行平台分级，实现科学、有效的监管尤为重要。

周延礼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完善平台经济分级分类监管的提案》中提到，一要进一步明确“主要功能”“主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流量型平台的主营业务或主要功能主要是撮合交易、即时通信等服务，而实体型平台业务范围不仅覆盖撮合交易的平台，也包括生产、销售、数字科技服务、基础设施运营等。如以主要功能或主营业务作为平台种类的划分要素，未将非平台业务的其他实体场景排除，则会造成平台分类的不科学，不利于科学监管、审慎监管思路下的精准监管。二要对计算“经济体量”的业务覆盖范围进一步聚焦。从经济体量维度来看，对于流量型平台，撮合交易、即时通信等服务产生的估值即可代表此类平台的估值。而对于实体型平台，估值构成不仅仅包括撮合交易的平台收入，也包括其提供基础设施运营、数字科技服务等服务产生的估值。如不对流量型平台企业与实体型平台企业作区分，仅仅将估值作为是否纳入监管、是否增加义务的标准，显然会导致对实体型平台的不公。

扶持中小企业 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加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中小企业摆脱困难、顺应环境求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加速转型升级，有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证券期货研究所贺强如是说。

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统计，2020年，中国中小企业关键工序的数字化装备应用比例为45%，生产过程信息系统覆盖占比为40%，设备联网率为35%，仅有5%的中小企业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生产制造环节提供优化建议和决策支持。

针对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技术水平不足、解决方案欠缺等困难，贺强建议，一方面通过数字化采购推动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制定相应补贴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在采购领域率先推进数字化转型。培育和发展一批服务中小企业的数字化采购平台，并提供数字化经营的分析工具，鼓励中小企业利用采购数据进行生产经营决策，降本增效。

另一方面培育一批兼具数字技术能力和实体经济属性、对推动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强促进作用的新型实体企业。让这些新型实体企业在深入产业链供应链的过程中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加大对新型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它们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探索出一条大带小、新型带传统的有效路径。

张占斌也在提案中提及，要加大政府扶持，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环境。支持具备强大数字技术和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发展，树立一批标杆企业，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充分发挥新型实体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升级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大力实施“培优扶强”专项行动，推动各省市遴选一批创新企业，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在项目安排、政策扶持、要素保障、跟踪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除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加持，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数字化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乡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为智慧农业生产、农村电商、数字化生活等数字乡村关键应用场景提供基础，有利于实现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

“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建议加大政府统筹和投入，优化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同时发挥企业创新引领作用，鼓励加强偏远地区投资。”魏后凯说，通过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人才等政策引导和鼓励大型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西部偏远地区供应链基础设施，如产地仓、冷链及大型智能供应链中心等的投资。鼓励具备数字技术能力和实体运营经验的新型实体企业推动基础设施下沉，应用其产业数字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溯源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数字化程度，提高农业供应链效率，助力农业数字化升级，带动偏远地区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在此基础上，树立并表彰一批标杆企业，充分发挥新型实体企业创新引领作用和增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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