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上世纪50年代观察到，随着美国经济在战后繁荣发展，人均收入的差距也不断缩小。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假设，即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社会收入不平等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型曲线，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

然而现实情况没有像库兹涅茨设想的那样发展，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不平等水平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逐步回升。库兹涅茨曲线也受到诸多质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他指出库兹涅茨误将美国战后20年的繁荣发展视为不平等曲线的终点。实际上，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此后不断加剧，甚至回到了镀金时代的水平。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让无数人改变命运，实现脱贫。然而如何将持续增长与公平分配长期统一，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政策与学术界的新挑战。日前，罗汉堂前沿对话第七期“数字时代的科技与平等”于云端举行。活动汇聚了包括5位诺奖得主在内的多位国际一流学者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实践者，共同探讨如何善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发展，“驯服”不平等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认为，不平等现象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带有约束的社会选择。在推动普惠发展中，数字技术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背后的原因是数字生态系统低技术门槛、低接入成本的特点让创新创业的成本急剧下降。此外，数字金融为这些创业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也不可或缺。

当谈到数字转型时，人们常常聚焦于随之而来的就业问题，然而这只是数字转型的一个维度。自动化可能替代劳动者的工作，也会帮助弥合信息鸿沟，特别是对那些长期受此困扰的低收入阶层而言，可以推动机会均等。这远远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范畴，延伸向了改善基础教育、医疗健康对低收入人群的覆盖等领域。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方汉明的观点与第三次分配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社会收入分配有三个环节即市场前、市场中和市场后，市场前分配指的是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受到的教育和训练、财务条件等;决定劳动市场中分配的则是各种要素价格，其中包括创业技能、劳动技能、资源和土地等，而这些要素价格又受到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市场后分配则包括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险和慈善等。政策制定者可以在这三个分配环节中介入，改善社会公平问题。

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博格洛夫指出，数字技术不一定会减少不平等，但绝对会带来大量发展机遇。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可以让发展中经济体实现飞跃式发展。他以中国5000多个淘宝村为例，这展示了数字技术如何弥合乡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奥托是研究技术与劳动市场最权威的专家，他表示技术不会替代人类，在劳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获益者和失意者不会是同一批人。从长期来看，他对技术可以普遍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持乐观态度。

在谈及技术与平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时，罗汉堂总裁陈龙提醒，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平等的根源是技术渗透的不均所造成的。不平等实际上是经济短期发展向长期发展过渡的一个阶段。许多真实世界的数据显示，技术进步与不平等之间并无明显相关性。如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机器人应用程度较高的国家，并未出现严重的失业率上升;在中国，尽管数字技术高度渗透，但可以看到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稳定，甚至出现小幅下降。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电子商务给不同教育水平带来了均等的创业机会，淘宝平台的数据显示，不同教育水平商家的累计收入出现了逐渐收敛的趋势。

微软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施瓦茨分析指出，企业可以在平等问题上作出更多贡献，如在以高房价著称的总部西雅图，微软投入2.5亿美元为社区建设廉价住房。他总结道：“技术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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