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三和他的七人党》：“等你出来了，大家全都死翘翘了。”

过去30年，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养老服务、长护险、银发经济等各个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

但在未来30年，日本将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出现迥异于过去30年老龄化的特点：高龄老人规模迅速膨胀，2065年将达到全部老人的2/3、全部人口的1/4，对医疗护理费用和劳动力供给提出严峻挑战；而且日本老人的整体财富收入水平也会大幅下降，每月的国民年金将低至4万日元，约人民币2500元，从过去“人老了，钱很多“变成未来的”人老了，钱没了“的新阶段。

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日本能否成功应对更加剧烈的老龄化难题，或者，将被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为严重的老龄化所压垮？

未来日本老龄化的两个核心特点：高龄老人剧增，老后收入断崖下降

特点一：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占比急剧增加，劳动人口快速减少。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测算，2053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到1亿人以下，为9924万人，2065年将进一步减少到8808万人。

与此同时，2065年65岁及以上老人为3381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比38.4%。而7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从2015年1632万人上升到2065年的2248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2.8%上升到25.5%，在65岁及以上老人的占比为66.5%。

相应地，作为劳动人口主力的20-64岁人口数量则快速减少，将从2015年的7123万人减少到2065年的4189万人，减少2934万人。

高龄老人不断攀升的背后，是由于二战后日本医疗健康领域的进步，使国民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

预期寿命延长本来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同时也带来诸多难解的问题，比如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医疗护理需求急剧增加，相应的人才供给极其缺乏。

特点二：老人收入将比前30年大幅下降，将严重影响日本老人生活水平，降低对医疗护理服务和银发经济的支付能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本土经济长期停滞，与之相伴随的是日本国民收入水平一路向下。

从日本家庭年均收入看，1994年的家庭年均收入为664.2万日元，是平成时期（1989-2019）最高水平，此后一路下滑，2000年为616.9万日元，2005年为563.8万日元，2010年为538万日元，2016年回升到560.2万日元，20多年的时间里减少100余万日元。

从日本家庭年收入中间值（中位数）看，平成时期日本家庭年收入中位值1995年为550万日元，2000年为500万日元，2005年为458万日元，2010年为427万日元，2016年回升至442万日元，20多年间减少约110万日元。平均值之所以比中间值高出很多，主要是由于占少数的高收入家庭收入大幅增加，从而提高了整体平均水平。

再从家庭收入分段统计看看，年收入350万日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2016年的占比较1989年普遍提高，而年收入400万到850万日元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则普遍下滑，而在1200万日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中，2016年占比相较1989年有一定提升，凸显了贫富差距加大的现实。

日本国民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在经历战后数十年高速发展后，至1990年代国内发展空间已经相当狭小，日本企业遂将投资重点转向海外，而对本土投资则一路下滑，致使本土高收入就业机会大幅减少。

同时日本政府和企业为提高本土竞争力，放松了对年功制、终身雇佣制的坚持，转而加大了就业和雇佣的灵活性，以降低用工成本。此间非正式员工人数快速上升，从1990年的不到一千万上升到2018年的2000万，致使整体收入水平也同时下降。

日本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下降，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老人收入下降乃至贫困化。据日媒报道，现在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日本老人的贫困化，大概率会在未来30年加速提升。

根据日本统计局对各年龄段家庭储蓄与负债的调查，2019年时50-59岁、60-69岁、70岁及以上的家庭都是储蓄大于负债，而且年龄段越高，储蓄越多、负债越少。

事实上，之所以过去30年日本老龄化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日本银发经济能够蓬勃快速地发展，正是由于这些高储蓄、低负债的团块世代（战后1947-1949年婴儿潮出生）为主的老人，他们为日本社会进入老龄化之后的经济内需、社保支出提供了强大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

但是当2019年时的小于30岁、30-39岁和40-49岁等中青年群体，在未来30年逐步踏入老后生活，日本会发生什么？

这群人生长在经济停滞的平成时代（1989-2019），收入低、储蓄低、负债高，他们还能像前30年的高储蓄、低负债老人那样支撑得起庞大的银发经济内需吗，他们还能支撑得起庞大的医保和长护险支出的个人承担部分吗？

日本养老金制度设计的核心人物、被称为日本养老金改革的“铁腕大厨”的高山宪之，在去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现在日本每人每月国民养老金（养老金第一支柱，对老人生活进行最基础保障）6.5万日元，假设经济不增长、工资不变、物价不变的话，在自动平衡机制下，未来的30年后会降到约4万日元。

6.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500元，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00元，和目前中国城市养老金水平相当，甚至低于不少一二线城市水平。而且必须注意到，日本的食物价格比中国高得多。那么在没有其他储蓄投资的情况下，这样的养老金能够维持怎样的生活水准，可想而知。

日本进入“超级老龄化”的三个难题：养老金缺口，医疗护理费用上涨，护理人才短缺

难题一：养老金缺口加大，如何保证良性运转？

过去30年，日本养老金支出堪称飙升，而这个趋势将在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继续发展下去，未来十分堪忧。

养老金支出在1970年时只有0.9万亿日元，1980年为10.5万亿日元，2000年剧增到41.2万亿日元，2010年为53.0万亿日元，2017年为56.7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47.1%。

而且为了提高前述非正式员工的养老保障，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养老金的缴纳收入，日本在过去几年通过立法，如2012年8月《年金功能强化法案》，2012年11月通了《年金生活者支援给付金法案》，扩大对非正式员工的覆盖范围、降低其参保成本。经过这些调整，到2017年底，加入厚生养老金的人数达到4358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但此举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养老金未来的给付负担。而且许多年轻人认为日本养老金的“下一代补贴上一代”机制不够公平，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参加养老金。

由于日本养老金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如果当期劳动人口缴纳的养老金费用低于当前退休人口的支出费用，缺口就需要财政资金或者是发行债务来填补。所以伴随养老金支出高涨的是日本债务总额不断攀升，截至2021年底，日本的GDP为4.94万亿美元，债务规模高达1216万亿日元，约12.69万亿美元，是GDP的256.88%。

为了解决养老金难题，日本持续进行推迟退休年龄、延后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改革。

日本于1986年制定《安定法》，开始实施60岁退休制度。2004年日本对该法进行修改和完善，要求企业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最终提高到65岁。日本从2013年4月1日开始实施再次修订的《安定法》，规定企业必须取消继续雇佣的限制条件，让有工作意愿的员工都能工作至65岁。由于新法的实施规定了企业雇佣的义务，因此该项制度也被称为“65岁退休制”。

而到了2018年9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一职，随后更是提出“终生劳动”制度。2020年3月，日本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安定法》修订案，要求企业履行雇佣老年人的义务，并雇佣希望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到70岁，将于2021年4月开始实施。

同时日本养老金激励老人延后领取。制度规定，60—70岁之间可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灵活领取养老金，而65岁以后每推迟一个月领取养老金时间，可以在法定养老金的基础上增加0.7%；60—65岁之间每提前一个月领取养老金，在法定养老金的基础上则减少0.5%。领取时间越早，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就越少。

虽然政策意图是激励人们延后领取养老金，但实际效果仍需观察验证。而且这只是“缓兵之计”，离真正解决还远得很。支出端不断向上（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数量越来越多），而供给端（缴纳养老金费用的劳动人口数量及缴纳金额越来越少），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也许唯一的希望，是期盼未来的某个时点，日本本土能再次发生一次经济奇迹，让收入的快速增长解决掉庞大的债务负担。

难题二：如何有效控制医疗护理费用快速上涨？

紧接着养老金缺口难题的，就是在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快速增长的未来30年，如何有效控制日本医疗护理费用的快速上涨？

一位老人从低龄进入高龄，医疗护理费用将出现快速增长。根据一项日本研究，2014年，64岁以下人均医疗费用的平均值为18万日元，而低龄老年人（65～74岁）医疗费用的平均值为55.4万日元，高龄老年人医疗费用的平均值为90.7万日元，是前者的164.9%。而在护理方面，高龄老年人的人均护理费用是低龄老年人的10倍。

如前文所分析，未来日本高龄老人快速增加，7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从2015年1632万人上升到2065年的2248万人，增加37.7%，将给医疗护理费用带来持续的上涨压力。

又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到2025年，每5名日本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患有认知症或者带有认知症症状，其人数将达到700万人，所带来的护理负担及费用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有学者预测，2025年日本社会保障的总支出将达到148.9万亿日元，与2017年相比将增加23%。其中，养老金支出没有太大增加，而医疗费用支出将增加38%，护理费用将增加86%。

为控制医疗护理费用过快增长，在债务负担已然是泰山压顶的情况下，日本只能让老人自付比例适当提高。

2017年6月，日本通过了《护理保险法修正案》，这是护理保险制度自2000年4月实施以来的第五次改革。为了确保护理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该修正案对制度中个人所承担的费用部分做了调整，主要是在第一号被保险人中，针对收入较高人群，将个人承担部分由20%提高到30%，从2018年8月开始实施。具体内容包括：对养老金等总收入达到340万日元的人，将个人承担部分由20%提高至30%；总收入280万日元的人所承担的部分为20%；总收入不到280万日元的人仍承担10%。目前，日本加入护理保险的被保险者为496万人，其中需要承担30%的人有12万人，占2.4%。

第二个办法是降低药价，通过提高仿制药使用率等手段来降低医药费用。日本仿制药使用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2005年只有32.5%。通过诊疗报酬等方式促进仿制药的使用，大幅提高其使用率，2017年达到65.8%。日本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仿制药的使用率提高到80%的水平。

这些办法是否能够有效应对未来医疗护理费用的上涨，仍需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未来日本老人的生活负担将会越来越重。

难题三：护理人才缺口扩大，引进外国人和护理机器人能否解决？

当老人进入到高龄阶段，失能率相比低龄阶段大幅提升，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也快速上升。

二战后的日本，家庭结构逐渐从三代同堂大家庭为主逐渐转变到核心家庭和单人家庭为主，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高龄老人的护理需求在一部分依靠家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需要依靠社会化服务来解决，由此产生大量对护理人才的需求，和越来越难以解决的人才缺口。

在日本，低龄老年人护理高龄老年人的“老老护理”现象较为普遍。根据有关调查，在与被护理者共同生活的护理者中，有69.0%的男性和68.5%的女性年龄在60岁以上。另外，患轻度认知症的老年人照顾患重度认知症家庭成员的现象也不罕见。

对失能老年人的护理占用家庭成员的大量时间精力，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辞掉工作，专门在家护理老人。据统计，2017年以护理、照顾病人为由离职的人约有9.9万人。

在家庭成员解决一部分高龄老人的护理需求之外，还有很多单身、孤寡、独居的失能老人需要依靠社会化的护理人才提供护理服务，但根据调查，由于护理工作强度大、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低，日本养老护理机构中的护理人才不断流失，养老护理人手奇缺。

2018年日本的总求人倍率为1.35，但在护理领域高达3.5。据厚生劳动省在2018年5月的预测显示，到2025年，应对老年人的护理将需要245万护理人员，照目前情况来看会出现34万人的缺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为此，日本着力提高护理人员工资，以提高岗位的吸引力。

2017年4月，日本政府为了确保护理人员的薪酬收入，临时将护理报酬提高了1.14%，以此防止护理人才流失。

2017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了2018年预算编制会议，决定从2018年开始将护理报酬上调0.54%。护理报酬是针对护理服务的公共定价，提高护理报酬主要是为了增加护理人员的收入，减轻因人工成本增加导致其经营受影响的护理设施经营者的负担。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资料，护理行业从业者2016年的平均收益率是3.3%，远低于2014年的7.8%。

但护理人员的工资仍然比日本整个产业的平均月工资低10万日元。日本政府从2019年10月开始，对在护理行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护理人员增加每月平均8万日元的工资待遇。

另一个办法，就是引进外国劳动力。

日本政府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招募外国留学生并由日本政府出资培养护士和介护士的项目，在2008年从印度尼西亚接收护士及候补养老护理员的移民，在之后的2009～2014年又分别从菲律宾和越南接收护士及候补养老护理员移民。

由于护士需3年内通过日本国家考试，养老护理员需4年内通过国家考试，许多人由于很难通过日语考试而回国。因此日本护理行业从2018年开始设立专门的日语测试，改变过去的测试方式。此前日本针对外国人的日语测试一般重视笔头能力，今后护理行业的测试将把考察重点放在与护理现场相关的知识以及进行交流时所需要的用语方面。

根据日本介护士教育协会，2020年新入学的外国人介护留学生人数超过2019年的2037人，达到2395人，占总入学人数7042人的34%，已3年持续增长。

介护留学生按照国籍区分，前五依次是越南1015人，尼泊尔304人，中国285人，菲律宾274人%，印度尼西亚153人，基本都是来自亚洲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据称日本政府实施了介护士薪资待遇提高补助、达到平均年薪440万元，约合人民币23.32万元，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有较高的吸引力。

另外，2017年9月，日本实施《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在留资格中新增“护理”项目。同年11月，日本开始实施《技能实习优化法》，这是有关在日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的新法律，日本的护理领域成为可以接收外国实习生的新行业。

不过以日本社会的保守特性，引进外国劳动力的数量可能长期保持低位水平。而且如前文分析，日本老人和日本政府两个层面的支付能力都存在严重不足，那么就很难开出让经济快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心动的工资，从而难以有效吸引大量外国劳动力来日本从事护理工作。

此外，日本还对护理机器人的开发进行支持。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0年9月7日召开了“护理福利机器人推广项目研讨会”，讨论了护理福利机器人开发的现状、为实现实用化制定安全标准等问题。

2012年11月22日，经济产业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公布了《机器人护理利用的重点领域》。此后，依据《机器人护理机器开发5年计划》，经济产业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建立了护理机器人的开发应用促进体制。从2013年开始对《机器人护理利用的重点领域》中所指定的五大特定领域的开发予以重点支持。

2014年厚生劳动省为支持福祉用具、护理机器人实用化事业提供了0.8亿日元的预算。经济产业省为支持机器人护理设备的开发提供了25.5亿日元的预算。这些预算用于为开发机器人护理设备的民营企业提供1/3～1/2的补贴及支持大学、企业建立研发联盟。

可以看到，十多年前日本官方就开始支持对护理机器人的开发，网上也能搜到一些日本护理机器人的信息，但政府支持力度不算太大，而且目前仍然缺少功能完善、成本可接受的产品，未来中短期内似无可能大规模应用。再加上日本引进外国劳工的保守态度和支付能力不足，日本护理人才的缺口仍将长期存在。

而这个缺口如果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将使日本老人所得到的护理水准严重下降，安享晚年成为泡影。

2021年12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2020年度关于高龄者被虐待情况的调查结果， 2020年，该国老年人受虐待事件超17000件，比2019年增加逾350件。

在高龄老人持续增加、护理人才严重不足的未来，虐待老人事件的数量和频率或许会越来越高，那么将会在养老金和医疗护理费用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同时，又因为虐待老人事件频发，而给日本社会心理造成重大冲击。

正在到来的“超级老龄化”，将使未来的日本变得无比脆弱。

主要参考资料

《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日本共同应对的路径与未来》，张季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日本社会变迁研究（第四卷）》，中国日本史学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日本文论（总第1辑），杨伯江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日本研究文选（1981-2020）》，杨伯江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日本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的经验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丁英顺，《人民论坛》6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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