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依然还在疫情的压制下艰难行进迥然不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则继续演绎着一路扬升的独立行情。据商务部披露，202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2982.7亿元，其中，出口25435亿元,进口27547.7亿元，出口增幅高出进口26.6个百分点并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9.5%至2112.7亿元，达至过去10年来的最低值。

将时间界面拉伸开来便不难发现，中国服务出口从六年前开始摆脱历史颓势并进入景气周期中。统计数据显示，2016-2021年，中国服务出口年均增速为19.2%，且出口增长速度常年快于进口增长速度;同时，出口年均增速高出同期全球平均增速，2021年服务出口已占到全球份额的7.4%，位居世界第四。更重要的是，总量得到连续性放大的同时，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也发生着非常喜人的改良与优化。

总体而言，除传统服务贸易中运输服务出口受到疫情影响，海外市场对中国货物进口需求猛增而出现飙升从而成为中国服务贸易12大领域中出口增长最快的板块外，以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服务出口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竞争力。统计表明，去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速度高达18%，与运输服务出口一起拉动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69.5个百分点。更值得惊喜的是，一直扮演服务贸易出口“千年老幺”角色的旅行服务在2021年发生了逆转，全年贸易逆差降至6430亿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大幅减少8511亿元。

一方面服务出口可以显著增强总体国际竞争力，如在货物贸易出口的同时如果能够跟进优质的技术支持与配套服务，海外投资落地的同时能够提供项目后续管理方案输出，客观上必然提升一国商品的出口附加值，同时强化出口商品在东道国的市场稳固度以及投资可持续度;另一方面，服务出口还可带动一国出口朝着“微笑曲线”的两端迁移，而且新型服务出口占比越高，越能以更强的力度引领贸易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正是如此，基于扩大服务出口体量与优化服务出口结构的创新政策在国内一直处于持续辐射与不断叠加的活跃状态。

服务贸易创新试点是激活服务出口一个成色最为厚重的政策板块，目前试点地区从原有的17个扩围至28个，试点区域在政策支持、创新幅度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度与自主权，其近年来对国内服务出口的贡献超过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展开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城市由北京扩容至天津、上海、海南、重庆，且各个试点城市错位竞争特色非常鲜明;此外，中国打造了12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29个文化出口基地和17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且推出了与进博会、广交会等量齐观的服贸会。而更值得期待的是，今年中国将出台全国版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遴选试点成效显著的地区，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服务出口的便利度将大大提升。

政策驱动以及丰富的商业存量因素造就了未来中国服务出口的巨大想象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乃是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切换到服务业主导的转型阶段，预计至2025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有望提升到60%以上，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另外，国内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预计至2025年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规模可达30万亿元以上，中国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且服务业体量的放大客观上必然提升服务出口增量。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万多亿美元，且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净输出国，伴随着未来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资本拉动中国金融、保险和运输等产业向着海外延伸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国内要素优势将加快转换为对外服务出口优势。

但在服务出口在展现出乐观前景预期的同时，迈向未来目标的现实掣肘也的确不少。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即净出口与进出口总值之比往往是检测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维度，公式“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所显示出的结果会在-1～1之间波动，指数值越接近于l则竞争力越大，指数值越接近于-l表示竞争力越薄弱。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服务贸易TC指数在-0.16至-0.36之间波动，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出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劣势。目前来看，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存续20多年之久，在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呈现出快速扩张的趋势下，中国要通过扩大服务出口进而扭转服务贸易逆差，需要相应政策的进一步加码与用力。

一方面，通过国内服务市场规模的加速扩容锻造出支撑服务出口的庞大“蓄水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3%，低于世界服务业在GDP增加值中的占比67%。继续深耕与扩大服务业空间，有必要首先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放宽服务市场准入，全面清理服务业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减少行政力量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全面实施普惠化的产业政策，同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推动服务产业集群以及服务贸易集聚发展，造就更多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与平台梯队;另外，要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推动生产性服务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带动寄递物流、仓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测试、维修维护保养等新兴服务贸易。

另一方面，通过扩展开放口径建造出牵引服务出口的宽大“导水渠”。除了不断压缩服务贸易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及放宽外资进入领域外，开放坐标应当对准制度型开放，包括对标国际高标准，在充分竞争、有限竞争类重点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类服务领域的竞争环节，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准，全面实施自由企业制度，建立严格的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率先在服务贸易领域实行制度化“早期安排”,如对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科技研发、会展等服务业行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基础设施配套的用品设备的进口实施零关税，并免除进口环节增值税;探索放宽特定服务领域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允许境外专业人才按照有关要求取得国内职业资格和特定开放领域的就业机会，并按照对等原则推动职业资格互认。

再者，通过扩大数字贸易构造出带动服务出口的超能“引力泵”。数字贸易不仅可以丰富传统货物贸易形式，即从线上走到线下，由此产生数字营销、数字订购、数字对接以及数字结算等新的服务贸易形态，而且数字贸易意味着传统服务贸易中出版、影视、演艺、艺术展览、动漫游戏以及创意设计等都可折叠成数据，由此生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流动效率更高并拥有更广的范围经济效应;不仅如此，数据作为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可以独立形成服务，在基础上诞生出由软件、社交媒体、搜索引擎、云计算以及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服务组成的数字技术贸易，同时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数据流平台生成的数据可以被广泛应用于研发、生产、运营、服务等价值链环节，由此产生出数据服务贸易和跨境数据流动贸易。有统计显示，2021年全球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之比为64.1%，而中国仅为49%，可供拓展的空间很大。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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