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社会各界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即将公布非常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养老和生育问题的讨论。一边是我国老龄化基数大、速度快，另一边是总和生育率跌破国际警戒线。上有老下有小，不仅关乎每个小家的明天，也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怎样看待我国人口变化趋势?年轻父母育儿、养老的双重焦虑该如何缓解?国外应对人口转型的实践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本报记者就此展开了深入采访。

结婚3年、育有一女的杨华女士(化名)最近频频收到母亲发来的消息。要么是陪邻居阿姨遛娃时喜欢上了她的一双小外孙，要么是留在老家工作的杨华的发小怀上了二宝，话里话外都是“催生”之意。杨华理解老人家“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对于自己这个背着房贷的双职工家庭来说，养一个孩子似乎已是“满载”。

“生二孩，经济上意味着要换大房子和双倍的教育投入，我们负担不起;精力上，我不想放弃工作当全职妈妈，带孩子只能靠双方父母帮忙。”杨华无奈地说。作为一个典型的“421”家庭，杨华的困扰折射出独生子女一代的现实压力——育儿、养老难两全。而透过“小家”看“大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正与生育率低迷两相叠加，成为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现实难题。

数据显示，到2019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5388万人。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会滋生“少子化”问题。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生育水平有进一步走低风险。

一边是“老去”，一边是“不生”，我们该如何跟上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更好地回应养老和育儿之需?

趋势 “一老一少”之压扑面而来，但我们韧性仍存

不久前召开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多名专家直言，老龄化遇上“少子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更有专家用“扑面而来”形容这一趋势，认为其将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加速到来。

“‘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总和生育率早就低于自然更替水平，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口结构带来了严峻挑战。”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在发言中说。

“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授、乐龄研究院院长杨根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以及“未富先老”问题。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七八十年，同期人均GDP为5000美元到10000美元;而我国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20年左右，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现在到2030年之前，我们的养老负担可能会越来越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援引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称，2019年到2050年，我国人口基础将面临三重转变——少年儿童人口减少，0~14岁少儿人口和比重从2.4亿人、占16.7%降至2.0亿人、占14.2%;劳动年龄人口缩减，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和比重从9.1亿人、占65.2%减至7.2亿人、占51.2%;老年人口和比重增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比重从2.5亿人、占18.1%升至4.9亿人、占34.6%。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正面临人口结构的巨大转折。“数十年间，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口数量型矛盾为主，转变为人口结构性矛盾为主。”原新判断。

面对人口形势的变化，人们担忧：“社会如何负担这么多老人?我们会不会面临80多岁仍需外出打工的窘境”“人口拐点就要来了，红利期消失后会暴露更多社会问题”……

在原新看来，所谓“人口拐点”并不尽然，新的“人口红利”仍然可期。“尽管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人口会出现负增长，但切记一点：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原新说，老龄化、“少子化”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然而机遇犹存：一是少年儿童社会抚养负担减轻，健康和教育整体得到改善;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缩减的同时其规模依然巨大，人力资本积累日益雄厚;三是老年人力资源尚有很大的挖潜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认为，我们有挖潜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空间，“我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规模庞大的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群体，为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而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性力量。同时，我们要看到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韧性的关键。此外，我们的人口总抚养比依然较低，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变迁 家庭规模缩小，传统养育观念式微

在被冠以“中国最爱生孩子省份”的山东，85后青年王芳(化名)透露，身边同龄人中有生二孩意愿的，早在政策刚放开时就决定要生了，还有很多人生育意愿并不高。“毕竟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已经变了，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都比较常见”。

每年的出生人口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近年来，这一数据不升反降——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1786万人和1723万人，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之后就陡然下降，2018年降至1523万人，2019年降为1465万人。

除了下降，杨根来还观察到当前各地生育率相当不平衡，生育率高的集中在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而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以及部分重点城市的生育率并不高，甚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背后折射出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深植在老一辈人心中的传统观念，一些年轻人对此却有些“消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现在一些年轻人逢年过节不回家，是在躲长辈的催婚、催生。“十四五”时期，我国育龄妇女规模大幅下降，90后、00后将成为生育主体，婚育观念快速转变，少生优生晚生成为年轻人的选择。

知乎用户“Wonder王达”分析，生育意愿下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本质上是一个投入收益平衡和机会成本的问题，即：生育成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过高了。他同时还表达了养老焦虑，坦言：“儿女对老人的陪伴属性正在减弱，子女成年后与老人天各一方是常态，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子女们不啃老就已经很优秀了。”

据记者观察，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住的现象十分普遍。而随着父母步入老年，子女陪护老人会遇到许多困难，比如人手不足、居住距离远等。

杨舸认为，家庭结构变迁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也引起养老观念的变化。我国家庭呈现小型化趋势，成员数量在不断减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家庭户均规模为3.1人，而该指标在1982年为4.41人。传统的多代复合大家庭逐渐消失，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类型的主体，单人家庭和空巢家庭的比例不断上升。当代年轻人更加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传统家族观念被逐渐边缘化，代际关系重心下移。养老观念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对养老责任和养老方式的诉求更加包容，社会化养老正在被接纳和推崇。

问策 支持家庭，是“养”“育”友好的起点

当老龄化、“少子化”如影随形，如杨华一般“上不能侍父母、下不敢要孩子”的群体最关心的是，能否在“生育”和“养老”两个方面得到更多切实的支持?

杨根来注意到，各地陆续在生育支持方面进行了探索，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河南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贵州规定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原因予以辞退。这些政策的落地效果还有待观察。从国际经验看，政策出台后，生育率变化不一。其中瑞典、法国鼓励生育政策效果较为显著，生育率有明显提升;日本、德国鼓励生育政策效果略小，生育率缓慢提升。这主要和政策出台时间、实施力度以及历史人口控制政策有关。结合全球低生育率国家经验，我国或将从加大生育补贴、延长产假及育儿假期、完善女性就业环境和托幼服务体系、加大医疗补贴等角度给予生育支持。

“生育支持是一个系统工程。”贺丹给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障中的支柱地位，扩大保险覆盖面。二是鼓励和支持普惠型托育服务，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三是探索建立工作和家庭平衡机制，倡导创建“家庭友好型机构”。

杨舸亦持相似观点，只有构建全面的家庭支持计划，从婚恋、生育、就业等多层次、全方位地支持家庭生育和儿童成长，方能在适应年轻人价值观念的情况下提振生育意愿。

解决好“幼有所育”之后，我们如何实现“老有所养”?

“首先需要正视问题，当前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还有滞后的地方。”杨根来举例分析，各地对“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养老模式的认识有偏差，认为养老分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模式。表现在行动上就出现了重视社区、机构养老而忽视居家养老。很多老人都感受过养老领域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老百姓住得起、住得好的养老院一床难求;另一方面，大量高标准、豪华型养老机构门可罗雀。这说明我们的养老服务设施尚不完善、质量有待提高。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居家、社区、机构不是矛盾体，而是共同体。

“老年人不是同质的，是异质的。”原新强调，养老制度安排应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按需施策。例如，老年津贴制度、高龄津贴制度采取以年龄为标准发放方式，忽略了老年人的身体、家庭条件等差异。这种津贴发放方式对于高收入老年人只是锦上添花，对于低收入老年人特别是生活困难老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原新呼吁长期照料保险制度尽快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失能、半失能率高达18.3%，普惠制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难以满足他们的照护需求。

解决“养”“育”之需，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贺丹总结，过去40多年，我国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增强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当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顶层设计也随之调整。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发布。“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在贺丹看来，一系列决策部署体现了我们对社会变迁和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完善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或许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下一步行动的焦点。

(本报记者 李丹阳 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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